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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唐诗现场》书摘:杨炎的鬼门关,两税法的阳关道

  紫云文心   2017-11-29 10:59
建中二年(781)十月,一位被贬往崖州(今海南海口)、时年五十五岁的官员,从长安出发,沿着驿路,一路向南。这天,他到达容州(今广西北流)以南三十余里的地方。只见两山夹峙,状若关门,驿路从仅仅宽约三十步的两山之间穿过,险峻之极。官员一打听,原来此地居然是“通三江、贯五岭、越域外”的咽喉要地,名叫“鬼门关”。还有个民谚说:“鬼门关,十人去,九不还。”鬼门关?那可是传说中人间和阴间交界的地方啊。官员再联系到自己的人生际遇,很是感慨,作了一首《流崖州至鬼门关作》:《唐诗现场》书摘:杨炎的鬼门关,两税法的阳关道
一去一万里,千知千不还。崖州何处在,生度鬼门关。
一去一万里:我这次被贬往崖州,大约要走一万里。诗人在这里并没有吹牛,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说崖州“至京师七千四百六十里”,真的差不多有一万里。千知千不还:我知道,这一次可能就回不来了。崖州何处在:崖州还不知道在哪里。生度鬼门关:我竟然活着经过了一道鬼门关。诗中这位官员慨叹,人人死后都要经过的鬼门关,他竟然能够活着度过,的确是难得的奇遇。其实,他大可不必如此感慨。因为,他经过广西鬼门关的时间,距离他经过阴间鬼门关的时间,已经相当之近了。经过了广西鬼门关之后,他并没能到达流放的目的地崖州,而是在“去崖州百里”的地方,被从后赶上的皇帝诏命赐死,终年五十五岁。他叫杨炎,那个为中国历史贡献了“两税法”的杨炎。这一首《流崖州至鬼门关作》,是他留在史上的绝笔诗。

一、仕途坎坷的名门之后

杨炎的曾祖父,叫杨大宝。杨大宝在武德初年,就已经是唐朝的龙门令了。“曾祖大宝,武德初为龙门令,刘武周陷晋、绛,攻之不降,城破被害,褒赠全节侯。”死在刘武周手上的杨大宝,就此成了大唐的烈士。杨炎的爷爷杨哲、爸爸杨播,均未出仕,但都以孝行知名,得到朝廷“旌其门闾”、树立牌坊的奖励。受到爷爷和爸爸的影响,长大后的杨炎也以孝行闻名于世,“庐于墓前,号泣不绝声,有紫芝白雀之祥”。搞得灵芝和白雀都来捧场了,朝廷没有办法,只好又给他们家树了第三个牌坊,史称“孝著三代,门树六阙,古未有也”。杨炎不仅孝顺,而且长得极帅,“美须眉”。明明可以靠脸吃饭的他,偏偏还很有才。一是擅长诗文,“文藻雄丽”,“文敌扬马”,那可是与扬雄、司马迁相匹敌的文笔;二是擅长画画,“画松石山水,出于人之表”,画艺那也是相当不赖。这样德才兼备的帅哥,岂能长居人下?自然是到处有人抢了。和当年大多数人不一样,杨炎没有经过科举考试,就直接被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辟为掌书记。杨炎出仕的起点,相当不错。以今天的眼光来看,起步就是司局级干部,直接跨越科级和县处级。因为掌书记是节度使的主要幕僚,“掌朝觐、聘问、慰荐、祭祀、祈祝之文与号令升绌之事”。一般情况下,掌书记的迁转,要么在地方幕府系统内迁转为节度判官、节度副使,甚至节度使;要么进入中央,担任监察御史、殿中侍御史、拾遗、补阙或各部郎中这样的清望之官。果然在不久以后,又帅又有才的杨炎上调中央,去了吏部任司勋员外郎,转任礼部郎中、知制诰,又迁中书舍人,进入了仕途升迁的快车道。大历九年(774),杨炎当上了副部级高官——吏部侍郎。杨炎此时之所以官儿升得很快,是因为他得到了权相元载的赏识。杨炎与元载的关系之好,可以这样来描述:杨炎在史上,只留下了两首诗,除了前面那首《流崖州至鬼门关作》外,还有一首就是《赠元载歌妓》。从这后一首的诗题就可以看出,元载与杨炎,那可是“一起嫖过娼”的铁哥们儿。然而好景不长,到大历十二年三月,元载触怒了皇帝,出事了,唐代宗李豫“遣左金吾大将军吴凑收载及王缙,系政事堂,分捕亲吏、诸子下狱”。这时受到牵连倒霉的“亲吏”,就有杨炎。那位史无前例地在家中收藏近八万斤胡椒的宰相元载,真的把唐代宗惹毛了。唐代宗不仅派了“吏部尚书刘晏、御史大夫李涵、散骑常侍萧昕、兵部侍郎袁騕、礼部侍郎常衮、谏议大夫杜亚”的强大阵容来审他,而且“遣中使临诘阴事”,“责辨端目皆出禁中”。对元载的处理也极重,不仅杀他本人,杀他的妻与子,还罪及死人——“遣中官于万年县界黄台乡毁载祖及父母坟墓,斫棺弃柩,及私庙木主”。很明显,是唐代宗一手整死了元载。而且这种整法,是恨之入骨的整法。对于杨炎这样的元载党羽,唐代宗本来也是打算下狠手一杀了之的。如果真是这样,杨炎在大历十二年就挂了,那么他在史上就只能留下一首《赠元载歌妓》诗了,至于建中二年(781)那首《流崖州至鬼门关作》,就彻底没戏了。当时,幸亏主审的吏部尚书刘晏仗义执言,“法有首从”,“不容俱死”,杨炎这才被贬为道州司马。道州(今湖南道州)在唐朝是中州,道州司马为正六品以上的级别。按照唐律,一般的流贬官员,本来还有三五天的时间收拾行装、告别家人的,“贬降官并令于朝堂谢,仍容三五日装束”。可是在皇帝穷治元党的大环境下,杨炎“自朝受责,驰驿出城,不得归第”。一路上“日驰十驿”,即日行三百里,还得在沿途驿站画押签到,不得在途中应酬流连。到达道州以后,由于他是中央贬谪下来的官员,所以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,“如擅离州县,具名闻奏”。这样的日子,实在是生不如死。这是杨炎人生中第一次被贬谪,他第一次遭受如此严苛的待遇。此前,他顺风顺水,走的一直是上坡路,这反差也太大了。杨炎当然不可能知道,刘晏在皇帝那里,保住了他的脑袋。恰恰相反,他由于不敢恨皇帝,所以在心里把这笔账记在了本案的主审官刘晏身上,惦记上了刘晏的脑袋。这样的误会,在两个人之间存在了一辈子。更是在以后的日子里,同时铸就了刘晏与杨炎两个人的人生悲剧。此时的杨炎,虽然身份已是偏远州县的贬官,但他仍然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咸鱼翻身,拿刘晏的脑袋,为自己、为元载报仇雪恨。杨炎接下来的际遇,真是验证了一句话,不想翻身的咸鱼,都不是好咸鱼。两年之后的大历十四年五月,唐代宗走了,唐德宗来了。很好,很好。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,对于杨炎来讲。唐德宗李适对杨炎的印象,早就相当好了,“德宗在东宫,雅知其名,又尝得炎所为李楷洛碑,寘于壁,日讽玩之”。有才的“杨咸鱼”得到了唐德宗的破格提拔,直接从正六品提拔为正三品的门下侍郎,关键是任命诏书中还给他加了一个耀眼的后缀——“同平章事”。这意味着,“杨咸鱼”的翻身实在漂亮,他坐着直升机,直接由道州司马变成了当朝宰相。所以,梦想还是要有的,万一实现了呢?刚刚当上宰相的杨炎,被唐德宗和朝野上下寄予厚望,“炎有风仪,博以文学,早负时称,天下翕然,望为贤相”。然而,两年零十一个月之后,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,都失望了。杨炎的缺点,在他当上宰相之后,都彻底地暴露出来了。用一直对他印象挺好的唐德宗的话来概括:“杨炎以童子视朕,每论事,朕可其奏则悦,与之往复问难,即怒而辞位;观其意以朕为不足与言故也。”杨炎用这样的态度,跟皇帝讲话,在官场上肯定是混不长了。但他能够混到让皇帝将他流配万里,并且起了杀机的地步,也是蛮拼的。就这样,杨炎来到了鬼门关前,作出了这首满篇都是绝望的《流崖州至鬼门关作》。作诗时,他为什么这么绝望?说起贬谪,他也不是第一次啊。第一个原因恐怕还在于他知道自己这次真的是直接地、深深地得罪了皇帝。我相信,即使是从陕西的长安远行到了广西的鬼门关前,贬谪诏命中皇帝对他的指责,仍然如雷声一般在他耳边回响:“而乃不思竭诚,敢为奸蠹,进邪丑正,既伪且坚,党援因依,动涉情故。隳法败度,罔上行私,苟利其身,不顾于国。加以内无训诫,外有交通,纵恣诈欺,以成赃贿。询其事迹,本末乖谬,蔑恩弃德,负我何深!”总共180字的诏书,就有76个字、接近一半的篇幅,是直接罗列他的罪状的。可见,唐德宗仇恨杨炎的程度。第二个原因恐怕在于这次被贬得太远了。崖州,大约相当于今天海口的位置。崖州在当时是下州,崖州司马是从六品上的级别。杨炎这次被贬的官职——崖州司马同正,前四个字好理解,就是“同正”二字,令人费解。其实,“同正”应该是三个字——“同正员”。简单一点儿说,就是在崖州,崖州司马其实另有一人在履责,杨炎的“崖州司马同正”,是唐朝的“员外官”。“员外官”,是指在正员编制之外供职的官员,也就是编外官员。杨炎这样的编外官员,即使到任也会被限制人身自由,不用履行岗位职责,只是享受与编制之内同级别官员相同的禄、俸、赐等经济待遇。至于杨炎的任职地点,有人说了,流放到海口,多好的地儿啊,有海鲜有水果,发配我去吧,我愿意去。我不知道唐朝时海口市的大海里有没有海鲜,也无法确知当时海口市周边的水果数目。但当时海南岛的生存环境如何,还是有记录的。当时的岭南人包括海南人,吃的可不是海鲜和水果。《朝野佥载》记录说,当时的岭南獠民将刚刚出生的老鼠“饲之以蜜”,然后生吃,吃时那些小老鼠还唧唧作声,称为“蜜唧”。宋朝的苏轼,也和杨炎一样被流放到海南岛。几百年的时间,经济水平总该有所发展了吧?可苏轼的描述仍然是“五无”:“食无肉,病无药,居无室,出无友,冬无炭。”唐朝的元稹虽然没有被流放到海南岛,但他先后被贬到湖北、四川这样的内陆地区。他的描述是“三无”:“邑无吏,居无室,百姓茹草木,刺史以下计粒而食。”这些流放地由于人烟稀少,所以蛇虫出没,动物凶猛。韩愈有诗说到“一蛇两头见未曾。怪鸟鸣唤令人憎,蛊虫群飞夜扑灯”,想象一下,双头蛇、怪鸟、蛊虫,还是很吓人的。最麻烦的还是瘴气。所谓“瘴气”,指南方山林中的湿热空气蒸郁后,产生能致人疾病的毒气,也就是热带或亚热带原始森林里动植物腐烂后生成的毒气。唐朝刘恂《岭表录异》说:“岭表山川,盘郁结聚,不易疏泄,故多岚雾作瘴,人感之,多病腹胀成蛊。”这样的地方,别说是流放了,就是当一把手,也有人不愿意去。贞观二年(628),唐太宗李世民决定派才三十多岁的年轻干部卢祖尚,去今天越南中北部的交州,当交州都督。卢祖尚先答应了,后来一想不行,决定不惜抗旨也不去,他的理由是“岭南瘴疠,皆日饮酒,臣不便酒,去无还理”。如此出尔反尔,惹怒了李世民,这还是千古明君呢,气得一刀把他砍了。史料表明,卢祖尚并不是唯一一个害怕前往岭南、海南的官员。比杨炎稍晚、担任唐顺宗宰相的韦执谊,从进入官场那一天起,就有个怪毛病——“常忌讳不欲人言岭南州县名”,而且不看任何一个岭南州县的地图。这个怪毛病,他保持了大半生。不料人算不如天算,等到他拜相之后,出了意外。原来,韦执谊当时到自己的宰相办公室一坐,就发现北面墙壁上有幅地图,当时也没怎么在意。等坐了七八天才发现,居然是最不愿意看到的崖州地图!这下可就把韦宰相恶心到了,觉得不妙之至。结果,最后他真的就被贬往崖州,并且死在了那里。可见,当时岭南、崖州、交州这些地方生存环境多么恶劣,让唐朝官员打心眼儿里怕了。《琼州府志》指出:“当唐宋时,以新、春、儋、崖诸州为仕宦畏途。”这种情况下,怎么能叫杨炎不绝望呢?怎么能不让他把人间鬼门关直接当成了阴间鬼门关呢?

二、两税法的诞生

在不到三年的短短宰相任期内,杨炎却为中国历史贡献了“两税法”,延续近千年、直到明朝中期“一条鞭法”出现才被废止的“两税法”。所谓“两税法”,是指主要征收地税和户税的新税法。由于分夏、秋两季征收,由此得名。“两税法”是唐朝中后期用以取代唐朝前期“租庸调”的赋税制度。那么,什么叫“租庸调”?什么叫“两税法”?为什么要用“两税法”取代“租庸调”?还是举个例子来说,比较简单明了。在唐朝山南道江陵郡的松滋县,农民老王一家共有三口人,三十五岁的老王、三十岁的老婆、三岁的儿子。在“租庸调”下,年龄在十八至六十岁之间的成年男性老王,是政府的征税对象。他的老婆是女性,三岁儿子未成年,他们不属于政府的征税对象。于是,政府分给老王100亩田。其中20亩为永业田,在老王死后由儿子继承,不必还给政府;80亩为口分田,老王死后要还给政府。与此同时,老王同村的也是三口之家的四十岁的邻居张三,同样作为丁男,因为种种原因,则只被政府授田50亩。老王、张三既然接受政府的授田,就必须承担向政府纳税的义务。但无论是老王的100亩还是张三的50亩,都必须向政府交纳等额的“租庸调”。租:老王、张三每人每年,要向政府交纳稻米三石。这是因为松滋县为传统产稻地区。若是北方,则应纳粟二石。庸:老王、张三每人每年,要为政府免费劳动20天;如果当年政府不需要他们的免费劳动,则老王、张三要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,将乘以20天之后的绢布总数交给政府,用来代替应该付出的免费劳动时间;如果当年政府需要他们的免费劳动,并且时间超过了20天,则延长至25天免其“调”,延长至30天“租”“调”全免。调:老王、张三每人每年,要向政府交纳绢二丈、棉三两或布二丈五尺、麻三斤。政府给你田,你就好好种,然后拿出一部分产出交给政府,作为政府的税收。但张三会觉得不公平,老王100亩田交那么多“租庸调”,我只有50亩田,也交一样多的“租庸调”,凭什么?时间一长,或者由于张三的不公平感越来越强烈,或者由于张三田地收成不好导致家里越来越穷,张三开始想办法逃税。用什么办法逃税呢?张三想出的办法是逃跑,全家离开江陵郡松滋县,跑到夷陵郡长阳县去。这样,自己的50亩地固然是没人种了,可在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下,松滋县政府也就找不到张三交“租庸调”了。夷陵郡长阳县又没有张三的授田记录,所以长阳县政府也就不会找张三收“租庸调”了。这样一来,“租庸调”当然是逃掉了,可田地也没有了。一家三口怎么活?放心,由于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,拥有大量田地的富户、大户越来越多,而他们的这些田地总还是需要农民耕种的,所以逃离了家乡的张三,多的是活法。如以下五种:一是唐朝九品以上的官吏,不仅享受免税待遇,而且占有大量的田地。这些官吏的田地,需要农民耕种;二是唐朝的僧侣寺院也享受免税待遇,也占有大量田产。这些寺院的田地,也需要农民耕种;三是找一家田地较多的地主,佃他的田地耕种。这样,只需要地主交一份“租庸调”,而张三则继续免税;四是开垦荒地,自己耕种口粮,至少短期内不用交“租庸调”了;五是铤而走险,干脆走上反抗政府这条路,那就更不用交税了。还是在国力强盛的武则天时期,陈子昂就曾上奏这些逃亡农民的生活状态:“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,在蓬、渠、果、合、遂等州山林之中,不属州县。土豪大族,阿隐相容,征敛驱使……其中游手惰业亡命之徒,结为光火大贼,任依林险,巢穴其中,以甲兵捕之,则鸟散山谷,如州县怠慢,则劫杀公行。”至此,无论张三在上述五种活法中选择哪一种,政府都损失了张三这一税源。而张三这一逃跑,可坑苦了隔壁老王。松滋县政府的税收工作,江陵郡是有考核指标的。今年的征税对象跑了一个,怎么办?当然不能如实上报了。地方官员要保住自己的官帽子,唯一的办法是,把张三的“租庸调”平均摊到老王、李四等同村邻居的头上。这样一来,老王、李四受不了了,也只能走上张三的逃跑之路。至此,政府又将损失老王、李四等越来越多的税源,可以征收的“租庸调”也年年减少。事实上,像张三、老王、李四这样的农民逃亡问题,本就是唐朝中后期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。简单对比一下数据就知道了。在农民逃亡现象还不太普遍的唐玄宗天宝年间,天下约有900万户交纳“租庸调”,总税额折钱约2000万贯,平均每户负担的税额约在2贯左右,负担较轻。可是,到了杨炎所在的唐代宗大历年间,由于农民大量逃亡,政府所控制的纳税户已降至120万户,而政府每年的费用高达3000万贯,平均每户负担的税额需25贯以上,是天宝年间的12.5倍!换句话说,逃亡的人占便宜,站在原地不逃的老实人,只能傻傻地吃大亏。可是税源不断减少,唐朝政府也没法儿活啊,“官厨无兼时之积”,“太仓空虚,雀鼠犹饿”,官员们的工资都开不出了。穷得没有办法的唐朝政府,只好采取措施,严厉打击农民逃亡。政府规定,对于不自首的逃亡农民要治罪,“逃亡之民,应自首者,以符到百日为限,限满不出,依法科罪,迁之边州”;对于自首的逃亡农民,“殷富者令还,贫弱者令住”;凡是愿意还乡的,“逃人括还,无问户等高下,给复二年”。可是逃亡出来的农民,哪有殷富者?最后绝大多数只好“听于所在隶名,即编为户”,逃亡农民在新地方定居之后,他们就成为当地的客户。“客户”是客居他乡的意思,可不是我们今天“企业客户”的意思。对于客户,政府就不再征收“租庸调”了。不仅免税五年,而且到了征收的时候,也只是每丁征收1500文的户税。在户税的同时,还按亩征收“粟二升”的地税。要说政府还真是有办法,总能找着人和理由收钱。“租庸调”收不上来了,户税、地税却收上来了,弥补了政府的巨大赤字,使得政府可以继续运行。到了建中元年(780)二月十一日,唐德宗终于接受宰相杨炎的方案,废除收不上来的“租庸调”,将收得上来的户税、地税进一步合法化,实行“两税法”。在“两税法”下,已经逃亡到夷陵郡长阳县的张三,还能逃税吗?不能了。长阳县政府收税的来了,见到张三就说:“那个谁,现在朝廷实行‘两税法’了,无论你是松滋的还是长阳的,都得交税。来,先交1500文,这是户税!还有,你这地是谁的?如果是你开荒的地,那交地税,每亩二升!不是你的?那把地主叫来。他以前是免税的?现在没有免税的了。无论是谁,都得交地税!都折成钱上交!”不仅张三,老王也一样,所有外逃他乡的农民都一样。更重要的是,以前在“租庸调”下可以享有免税免役特权的皇亲国戚、九品以上的官僚以及孝子烈妇,在“两税法”下都必须交税。可见,“两税法”至少是实事求是的,它承认了农民负担过重不得不逃亡的现实,还解除了以前免税人群的特权,把以前政府流失的税源又重新找了回来,然后采取新的办法重新收税。“两税法”实施以后,唐朝政府的税收每年达到了3000万贯,增加了至少一倍。于是,不仅唐朝政府,此后的历朝政府都觉得“两税法”是个好招儿,一直沿用了近千年。以上老王、张三的例子,虽然还没有囊括两种税制转变的全部细节,但大致也就那个意思了。“两税法”,是杨炎为唐朝做出的最牛政绩,也是他为中国历史贡献的最牛智慧。

三、杨炎的末路

杨炎在担任宰相期间,还做出了另外一个“最牛政绩”,整死了刘晏。其实,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、最黑的污点、最丑的劣迹,更是他一生悲惨结局的主因。刘晏,那可是唐朝著名的经济改革家和理财家,也是后来受到历史肯定,并得以名列《三字经》的人物。刘晏与杨炎,矛盾由来已久。早在吏部共事的时候,“杨炎为吏部侍郎,晏为尚书,各恃权使气,两不相得”。这是两个人交恶的开始。不是我偏袒从小就有“神童”之称的刘晏,两人之间从一开始,就是杨炎不对。人是正部长,你是副部长,做副手就必须遵守副手的规矩。在正部长履职行为并无明显不当的情况下,你一个副手凭什么“恃权使气”?在杨炎的好友兼恩人元载被唐代宗严肃查处时,两个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。当时被贬为道州司马的杨炎,把这笔账记在了刘晏头上。“杨炎独任大政,专以复恩仇为事”,“及炎入相,追怒前事,且以晏与元载隙陷,时人言载之得罪,晏有力焉。炎将为载复仇”。杨炎复仇的办法,说白了就是诬陷:一是诬陷刘晏参与皇室内部另立太子的家务事,引起唐德宗的反感,罢了刘晏的官;二是诬陷刘晏谋反,从而置他于死地。当时同样是宰相的崔祐甫,作为冷眼旁观的第三方,还劝唐德宗“此事暧昧,陛下以廓然大赦,不当究寻虚语”。可惜唐德宗不听。建中元年(780)七月,刘晏被唐德宗以“谋反”的罪名赐死于忠州,家属被流放岭南。刘晏死后,杨炎还派人去抄他的家,只有杂书两车、米麦数斛,可见其清廉。杨炎整死了“天下称冤”的刘晏,让群臣“为之侧目”。他把人整死了,又开始推卸责任,“恐天下以杀刘晏之罪归己,推过于上耳”。唐德宗是老大啊,岂是代人受过的人?从此“有意诛炎矣,待事而发”。先贬官,再流放,最后杀掉。这是杨炎整死刘晏的三部曲。此时春风得意的杨炎,绝不会想到,整人者的下场,一般都是被人整。仅仅在他整死刘晏一年零三个月之后,就有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,同样用这三部曲,整死了他。这个人叫卢杞,唐朝著名的奸相、整人小能手。这样,杨炎才来到了他笔下的鬼门关。(摘自章雪峰著作《唐诗现场》)内容简介:诗歌,向以文学作品出现。“诗史”之说,源于唐朝,民国大师陈寅恪首创“诗史互证”的史学研究方法,以诗证史,以史解诗。短短数十字乃至十数字的一首诗,隐藏着的信息往往能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历史环节,了解到历史的某个关键节点或重要侧面。《唐诗现场》以唐诗为切入点,用风趣幽默的小品文讲述了唐朝历史及社会的方方面面。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:“第一现场”,描写了玄武门事变、藩镇之祸、牛李党争、甘露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过程;“第二现场”:主要介绍了王维、王昌龄、高适、白居易、高力士等诗人的人生境遇;“第三现场”:主要介绍唐朝的社会风貌,从吃穿住行等方面全面描绘了唐代人的生活图景。《唐诗现场》秉承“诗史互证”的原则,用轻松幽默的笔调,以坚实的史料为基础,挖掘唐诗背后的历史,以期读者在更深刻地理解诗歌的同时,能够看到在以往历史著作中被忽略的细节。作者简介:章雪峰,文史作家,历史文献学硕士,现供职武汉。出版有《中国出版家·章锡琛》等作品。历史专业科班出身,专攻唐史,有扎实的学术功底。为文不喜刻板,文字轻松幽默,以时人喜闻乐见的笔法书写历史。作品散见于微信公众号“往事”、企鹅号“往事”等处,深受读者喜爱。注:本内容由北京紫云文心图书授权阅读时间发布,未经允许禁止转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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